乌兰巴托的夜简谱(乌兰巴托的夜简谱谭维维版)

　　我国著名合唱指挥家严良堃先生不久前逝世乌兰巴托的夜简谱，乌兰巴托的夜简谱他一生指挥了一千多场《黄河大合唱》乌兰巴托的夜简谱的演出，是这部声名卓著的民族声乐作品最权威的演绎者和诠释者。

　　严良堃先生生前曾谈到过《黄河大合唱》的演出版本问题。《黄河大合唱》的版本之多，或许超出许多人的想象。

　　一，延安始创版

　　1939年农历除夕之夜，冼星海受邀来到延安西北旅社的一间比较宽敞的窑洞，聆听回延安疗伤的诗人光未然朗诵新作，组诗《黄河大合唱》。这是光未然根据1938年和1939年两渡黄河，以及在黄河两岸行军打仗时的感受写成的。原来的标题是《黄河吟》，到了延安后便与冼星海达成创作声乐作品的默契，之后，光未然用了5天时间把它改写成了长达400多行的《黄河大合唱》歌词。

　　那晚，光未然在激情朗诵这首作品之余，还谈了写作的动机与意图，以此作为冼星海作曲时的参考。冼星海一直坐在靠门边的座椅上静静聆听，光未然话音刚落，他就霍地起身大步上前把词作抓在手里，说乌兰巴托的夜简谱：“我有把握写好它！”

　　冼星海没有马上动笔谱曲，而是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向光未然以及他率领的抗敌演剧三队的同事们详尽地了解抢渡黄河时的情形，以及船工号子铿锵的呼号，默默地酝酿着这部作品。

　　1939年3月26日至31日，冼星海以6天6夜不间断的工作，完成了《黄河大合唱》8首合唱、齐唱、独唱、对唱、轮唱作品的谱曲。1939年4月13日，抗敌演剧三队和“鲁艺”音乐系乐队，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举行了《黄河大合唱》的首演。

　　“鲁艺”副院长赵毅敏在面见毛主席汇报“鲁艺”工作情况时，特地推荐了光未然、冼星海新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并邀请主席观看，毛主席欣然应允。1939年5月11日晚，纪念“鲁艺”建校一周年晚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压轴节目是由“鲁艺”百名师生表演的《黄河大合唱》，冼星海亲自指挥。他在演到《保卫黄河》时，突然来了个转身，指挥台上台下一齐高唱，顿时全场沸腾。第二天，他们又受邀为中央党校和马列主义学院加演了一场。

　　这个始创版的《黄河大合唱》，伴奏乐器采用了当时在延安能找到的笛子、口琴、三弦、二胡、小提琴、锣、鼓等，以及用炊具、餐具作为打击乐器。

　　二，莫斯科版

　　1940年5月，冼星海受党中央派遣，与袁牧之一起携带在延安拍摄的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胶片，经哈萨克斯坦远赴苏联莫斯科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任务。毛主席在他们临行前特设家宴送行，同时嘱咐他们工作时间为半年，完成任务后即回。

　　化名黄训的冼星海到达苏联莫斯科后，在忙于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整个影片的作曲任务之余，挤出时间考察苏联的音乐艺术发展情况，与著名音乐家们探讨音乐创作。在异国同行们专为其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上，冼星海用钢琴弹奏了《黄河大合唱》。这是《黄河大合唱》的曲谱在国外的首次演奏。

　　冼星海在莫斯科期间，对《黄河大合唱》1939年延安简谱手稿进行了进一步的整理、加工、修订和扩大配器规模，增加了“序曲”。最后，冼星海为这部由九个乐章组成的五线谱手稿作品定名为“交响大合唱《黄河》”。这也是后人称作的《黄河大合唱》的莫斯科版本。冼星海曾请求苏联方面帮助把《黄河大合唱》拍成电影。

　　由于德国入侵，苏联卫国战争全面爆发，加之新疆军阀盛世才的阻挠，冼星海等人既无法通过新疆返回延安，也无法徒步穿越中蒙边境的戈壁沙漠，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和侵华日军的封锁线返回延安，只能折返乌兰巴托。在此，冼星海化名孔宇，受聘任中国工人俱乐部的音乐教员，为俱乐部谱歌、教授乐器演奏，并最终组织起业余文艺队伍在乌兰巴托公演了《黄河大合唱》。

　　长期的颠沛流离和严重的营养不良，冼星海罹患肝炎、肺炎等疾病，终于在1945年10月30日，又被送回至莫斯科治疗，冼星海最终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病逝，年仅40岁。

　　1945年底，“鲁艺”先期撤离延安时，冼星海夫人钱韵玲把冼星海的创作手稿、札记、日记书信、讲稿教材、照片等装进筐子，牵着组织上分配的一匹小毛驴，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辗转于华北地区，最后托当地一位可靠老乡把冼星海的曲谱手稿坚壁在一个山洞里。解放后，钱韵玲又通过组织将丈夫的这些珍贵遗物从山洞中取出，交给刚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后来由中央音乐学院又交给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妥善保管。由此，冼星海延安版的《黄河大合唱》手稿，和苏联方面交还的莫斯科版的交响大合唱《黄河》手稿得以在国内相遇。

　　1955年，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厅举行了“冼星海逝世10周年”纪念音乐会，由全苏广播交响乐团乐队伴奏，该团合唱团用俄语演唱了《黄河大合唱》。

　　三，进城版和上海乐团版（李焕之整理版）

　　冼星海当年创作演出《黄河大合唱》时，延安的条件很简陋，配器是有什么用什么，口琴、笛子、风琴、二胡、小提琴、大提琴……混编成一个乐队，还有将锅盖、水桶拿来当打击乐的。1945年秋，苏联准备演出这部作品，当时冼星海刚刚从哈萨克斯坦辗转来到莫斯科，一路上风餐露宿、穷困潦倒，身体极度虚弱，到了莫斯科就一病不起，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为这次国外演出作大乐队的管弦乐配器的，当时冼星海完全力不从心，对一些配器效果、和声效果无法作仔细的推敲，因此有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例如，弦乐的拨弦安排到第七把位，到了贴近琴码的地方了，效果是不够好的。

　　1949年全国解放了，“鲁艺”进城后，请李焕之对“莫斯科版”的配器做了一些修改并演出了，被称为“进城版”。

　　1955年，由李焕之执笔，再次对《黄河大合唱》的莫斯科版进行修订，除了进一步完善配器和和声等处理外，主要是为整个作品“减肥”，以适应在音乐厅演出的需要。但这个改编工作历时很长，中间经历了历次大小政治运动，直到1987年才最后定稿完成，当年由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乐团合唱团进行了演出，被称为“上海乐团版”，该版保留了冼星海莫斯科版的《序曲》。

　　无论是“进城版”还是“上海乐团版”，改编的目的基本是一个方向，并且都是李焕之操刀的，所以这两个版其实是一个版。

　　四，中央乐团版（严良堃主持修改版）

　　这个版本改成于1975年，由严良堃主持修改，也是现在普遍使用的版本。

　　1975年，适逢冼星海逝世30周年，冼星海的夫人、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的钱韵玲要求重演《黄河大合唱》，很快得到了主席的批复：“原曲原词演唱黄河”。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黄河大合唱》冲破“四人帮”的阻力，得以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举办的“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上，按原曲原词演唱。

　　“按原曲原词演唱”，并不是没有修改。实际上，《黄河大合唱》的前三版，都存在配器不当、作品冗长的瑕疵。五十年代时，作曲家汪立三还因为说“冼星海的《黄河》配器不好”的话，而被打成了右派。

　　为维护这部伟大作品的完美形象，并使其能更好地流传，1975年的演出前，中央乐团决定对谱面上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处理，从根本上改善配器的效果问题。当时由严良堃主持成立了一个修改班子。领导曾提出修改班子成员一定要有延安经历。严良堃当时提出，音乐学院的中青年作曲家在配器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们之中也有人就是延安革命家的后代，可以吸收他们来参加。这样就组成了一个有施万春、田丰、盛礼洪等人参加的修改班子。1975年的这个修改版本较为成熟，也去掉了画蛇添足的序曲，参加演出的所有乐手看了总谱都很高兴。此后，这个版本就被广泛使用了，众多的文艺团体，像中央歌剧院、上海乐团、上海歌剧院、中央广播乐团、新影乐团、广州乐团、天津交响乐团等，在演出中都相继采用了1975版。中央乐团和上海乐团分别用这个版本在海外发行的两张唱片，都获得了“金唱片”奖。这个版本目前是最好的。

　　严良堃后来说道，这个版本也有争议之处，有人问，为什么将“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段中的三弦独奏，改为了琵琶独奏乌兰巴托的夜简谱？修改的依据是来自于对民乐比较熟悉的领导陈云同志，他说过：“当年（指冼星海创作之初），延安没有人会弹琵琶，只有李鹰航一个人会弹三弦，就写成了三弦独奏，如果有一个会弹琵琶的话，就用琵琶了。”实际情况看，琵琶的效果还是好的。有人说这样改，里面的《满江红》曲调不清楚了。其实改编后是将《满江红》变奏了，用变奏形式应该说是更好的，符合冼星海“借鉴不留痕迹”的作曲风格。严良堃也不认为这个版本就是最好的，也存在不足之处和有待改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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